史料|一个传教士眼里的袁世凯帝制

摘要: 世界上没有人相信袁世凯不向往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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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约·阿·缪尔

翻译:刘桂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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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3月28日,中国内地会派驻四川彭山县的传教士约·阿·缪尔致信乔·厄·莫理循,阐述了袁世凯恢复帝制之后的乱相。此人曾于1913年在西方的报刊发表文章,预言帝制带来的反对浪潮,不会小于辛亥革命。


莫理循


亲爱的莫理循博士:



我荣幸地写过一封信给你,已经好久。你一定会原谅我这次的冒昧,这是由于这时需要写这封信。先让我祝贺你对人类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你在我们珍爱的中国大地上,最近的事态演变中,发挥的影响绝非任何人所能做到。愿你的名字,作为从不受他所谓的臣民特别爱戴的皇帝头上,摘下皇冠的人而永垂青史。


我们一向认为,顾问的话罕被采纳。这种看法大约委屈了尊敬的顾问,也同样委屈了中国的官员。真正使我们非常高兴的是,有天在路透社日常通讯中读到莫理循博士曾经劝告总统立即打消一切称帝计划,一、二天后,又看到总统通令各省,声明投票建立帝制是不符合他的心意的。


这些天,真真假假的预言家是如此常见,听到异口同声地说“我不是早就这样告诉过你吗?”就不由地恶心。可是,回忆起几年前我们写给《多伦多环球报》的话,还觉着颇为满意。要是我没记错,这张报纸发寄给你过。你是否读过我没有把握,对此,我怎能责怪一个象你那样需要读那么多东西的人。不过,你如现在愿意看我当初是怎么写的,我还能找一份1913年12月26日的《多伦多环球报》。上面载着一篇题为“中华民国”的文章。我以下面几句话结束这篇议论,“中国人对以往的帝制极其不满,因而再来一个帝制,甚至立一个汉人为王(我应该写成皇帝)也会触发另一股反对浪潮。它如果真来的话,是不会小于辛亥年间赶走满人的那次的”。


我们如此经常地听说:“一个西方人永远不能理解一个东方人。”因此就不该说我当时理解他们,或是我现在理解他们。然而有种思想是我完全相信的,那就是:在一块象中国那样的土地上,官僚阶级中的成员,永远不能了解人民。他们相隔那么远,一方永远无法接近另一方。我看过大量有关日前运动的文章。可没有发现一篇我认为是真正谈到帝制失败原因的文章。归根到底也完全不是共和对帝制的问题。假如袁先生充分相信帝制是这个国家的最好出路,人民也会接受,他不成问题就对了,可是他轻视或忽略了其他因素,而恰恰是这些因素激起了目前的革命。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各国驻华使节觐见合影


世界上没有人相信袁世凯不向往帝制。如果他真不搞帝制,那现在只得任人误解,这就算在乾坤颠倒的地方也从未有过的误解。“谁会不搞?”这问题自不免就摆在跟前。说实话,人生在世,享二十年的荣华富贵,天经地义,谁不愿这种快活达到顶峰?在这块土地上,要说当皇帝,除了袁世凯配,别人谁配?不过……


从任何角度看似乎都是不幸,事实上在共和国制度下的几年里,普通老百姓生活仍然十分艰苦,负担也越来越重。我们编制统计时,用元和两来造表,说明物价与七年前比,如果上涨也涨得不多,是不起作用的。盐的售价(按分币价格)可能比以前只涨了一点,而用“制钱”买盐的老百姓,肯定知道他们受了掠夺。


盐、烟草、硫磺和各种杂货由官办的店铺卖,当官的向老百姓说,他们买东西得照定价,老百姓明白别无良法,只好照付。发生叛乱,老百姓就望叛乱成功,盐价削减!这是人之常情。云南人在叙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税减半。这个消息象野火一般传遍全国。


目前任何一个研究经济学的人,都会清楚不过地看出实情是,“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这会招来灾难,自不待言。“革命即使今年不发作,也不会再拖十年,不论施行共和或者帝制”。


上面这话,意思是用“制钱”的老百姓,从货物和劳力收到的报酬,比他们七年前所得,在多数场合没有增加,即使有所增加也微不足道。但是,一个用银子做生意的人,可以把他们的银子按某种兑换率折成制钱,他的需要仍然能大约象从前一样得到满足。


在此我们就得到了造成不满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当我们再加上金子换成银子的比率,这个问题就更复杂。因为每个有知识的人都懂得,外国取得的利益和外国雇员的薪金,全由普通老百姓“负担”以黄金支付的。即使我们正享受着完全有利于我们的高汇率,当我们发现目前汇率一美分换四十文制钱,而几年前我们用同一美分换二十文的时候,也不免惊惶。解决办法是币制改革。


直到去年,我们哪怕是有一项适当改革的话,那个我们仍然叫他做袁世凯的人,现在或许还是皇帝。


币制改革这事可能重要,我还有意地放它在第一位,这里都另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我提过的那篇登在《多伦多环球报》上的文章中,我试图指出,照我看那就是中国人民当中所具有的真正民主精神。我认为他们也许比我知道和听说的任何人民的民主都多。听到一个美国人说美国不“民主”是不会使你吃惊的。我相信它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然而甚至一个象我们敬爱的威廉·詹宁斯·白理盎(美国政治家、众议院议员,1913-1915年曾任美国国务卿),在我们国土上的办公室里,他也不可能是个真正的民主党党员。


威廉·詹宁斯·白理盎(William Jennings Bryan)


因而你会明白,我不是以一个过激的民主党员的观点发言。要我为这个信念提出恰当理由,未免浪费时间。别人想必说过,而你,你本人,在你的中国经历中也见过不止一次。目前不管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事实是这些省份所享有的那种程度的民主,在满人被赶走前就不存在了。对许多忠诚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件实在可悲的事。这种自由的丧失,深深波及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人脱口就会说出很久以前帕特里克·亨利(美国政治家)说的话,“对我来说,不自由,毋宁死”。


对某些消息极其灵通的作者,当前革命的真正动机,似乎由于袁世凯手下几个失宠的旧友,心怀嫉妒所造成。这个看法只是部分正确。但正是这一说法的本身指出了真相。


从孙博士——此地的人们相信他业已回到中国——的背叛开始,全国各阶层人民中那么多的人,己感到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已经失去应有的自由。北京心怀不满的官员,在有这种感觉的人中,只是极小的部分。这种感觉几名乎到处都有。毫无疑问,代议制政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没有人比我们这些曾在老百姓当中,试图组织宣讲福音的人,更明白代议制政府之难以实行。然而,这事非办不可。至少得让各省感觉到北京的铁腕,不再威胁他们。我们听说要出现三个界限清楚的国家:北方、南方和中部。我说“唯愿此事不致发生”。但是如果这些省份用这种或那种办法获得自治,即使他们另立政府,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能够管理自己。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现在就让他们自治?


我写这封信时,我明白在邮寄给你经历如此之长的时间内,可能已经出现许多改革,使信内所谈种种,已成过去。不过请你耐心听我说,还有件事需要立即予以注意。我们已惯于叫派往各省的军队为“袁的雇佣军”,撤回他们是至关重要的大事。他们被看作帝制建立以后,用以保持它的工具。而各省军队自认为尽有力量建立并且维持自己的体制。美国所行军队只驻扎营盘内,除非州长向总统求援(只有过极少数这样的实例),他们是不准干预各州事务的制度,仍值得在这里推行。北方军队到处为人切齿痛恨。很自然他们过分抬高了自己的重要性。他们鄙视商人——甚至无端捣毁货物,蛮横赖债。他们既无家室,料想不会遵守道德风纪,走上邪路。一名本地的兵可能发现自己相当受欢迎,但是这些外乡人却被看做不懂礼貌。他们的放纵行为,被认为是奸淫掳掠,遭到反对。他们有时候一月饷银十元,而本地的兵只拿五元,此种反感有增无已。他们应该立即撤走。


这就是联合起来破坏帝制的一些力量。缺乏这类因素,鼓动家就没法煽起足以造成叛乱的情绪。


世界上没有象中国那样热爱和平的人民。所有人对于叛变和混乱都感到胆战心惊。我是在丹棱小城写的这封信。这小城座落在我和我家人目前居住的彭山县以西相当远的地方。由于有消息说,来了好几股武装土匪,地方官今天很害怕。这些土匪,是叛乱的后遗症,或者说叛乱的继续。人们全都渴望摆脱这些苦难。就我所知,他们万众一心地高兴看到公告,再次宣布我们至少是名义上有了一个共和国。我们说不出原因,但是一个共和政体和一个代议制政府是扎下根了。高层社会人的懂得并能理智地进行讨论,即使普通老百姓,看到他们如此向往的共和国得到恢复,也流露出十分殷切的关心。


尽管这封信比应该写的已长得多,我还有个问题想和你讨论。虽然我写下的那些可能包含了相当多的智慧,我将要说的则属于热心分子空想的范畴。单一税的原则只能期待太平盛世才得实施。然而谈到禁止出售酒类饮料,你我的父辈是这么想的(只要他们想到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就可以鼓吹那些理论,即使是对着一群不同情的听众白费口舌。我要说我第一次从一个热心的怪人那里听到“单一税”这个词的时候才十几岁,我认为这是胡说八道。但是几年以后有件事使我惊讶,一项税制简单到连孩子都能明白。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的话。好多年后我才从思想上同意了他的说法。不过,我敢说生活在任何地方,任何现存或行将存在的政府的治下,没有一个思想正直的人会看不到唯一公平合理而简单易行的收税办法,就是单独征土地税。


假如在中国,任何一个有胆量——姑且不说心肠实在——的人,敢于宣布从盐到厘金,一切负担沉重的苛捐杂税都予以废除,那对中国有土地的统治人物,就会造成一场使我们毫无疑问地看到一个新式中国的那种革命。上层的各阶级,就要象从前的英国那样,遭到沉重打击,而这正是我们为什么很少有希望看到它的原因。不过,应当迫使他们多付代价。并在他们重新取得合法的应得东西之后,不可避免地调整地租和租佃契约关系之时,也要间接地  让他们多付。当我说这些话时,我完全明白有关外国借款,优惠权利等等使它无法实现的原因。然而同时我也知道这是可以办到的!为什么不能把中国树立成世界上一个使每人惊异的典范?我多么希望这样!


这就是在这个新危机时刻,一个住在中国西部一处遥远角落里的人,充满脑中的思想。可以说我们当中许多人确实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我们的爱比那些显然是为了他们本身目的而进行剥削的人的爱,是否更强烈一些呢?对我们来说有时似乎如此,我们殷切希望生活在这个富饶、肥沃上地上的亿万人民能够享受宽大的上天赐给他们的幸福。如果能够建立起一个事实上和书面上都确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那就可能如此。


非常尊敬你的

约翰·阿·缪尔


[……]


4月8日我再次回到彭山县(永久地址)。这个城市至今为止还能维持现状。西北似乎有一股叛军,或是武装的土匪向我们这里移动,他们和云南的运动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目前还无法确定。


由于害怕这封信可能寄不出我们这座城市,所以又耽搁了许久。邮件并没有中断。昨天早晨,4月10日,本城遭到土匪围攻,不过他们没有进城。我们希望成都派部队来支援,可是又担心督军顾不过来。


(选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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